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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“中國的希望在延安”——華僑領袖陳嘉庚1940年訪問延安始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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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陳嘉庚是華僑史上集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化各方面活動於一身的典范,毛澤東曾熱情地稱譽其為“華僑旗幟,民族光輝”。1940年陳嘉庚率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訪問延安,是他一生中尤為壯麗的一頁。

            執意親往延安

            1937年7月,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全面展開,廣大愛國華僑的精神為之振奮。次年,南洋800萬華僑的抗日救國統一組織“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”在新加坡成立,陳嘉庚任主席,積極以財力、物力、人力支援祖國抗戰。1939年冬,蔣介石在天水行營發佈瞭關於陜甘寧邊區國共摩擦情況的報告,引起海外愛國華僑的不安。在這種情況下,陳嘉庚決定組織並親率“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”回國考察。1940年3月26日,陳嘉庚一行五十餘人抵達重慶。

            陳嘉庚一下飛機,即向前來迎接的重慶各界人士及新聞記者闡明此行回國的目的:一是向抗戰軍民致敬慰之意;一是考察戰時國內狀況,帶回南洋向華僑報告,使千萬僑胞增加愛國熱心,以外匯財力資助祖國抗戰。至於慰勞行程,他鄭重表示:“第八路軍所在地延安,如能達到,餘亦擬親往視察,以明真相,庶不負僑胞之委托。”

            陳嘉庚的講話使國民黨當局十分不安,千方百計阻撓他的延安之行。百聞不如一見,陳嘉庚執意親往延安。由於陳嘉庚的堅持,在共產黨駐渝代表董必武、林伯渠、葉劍英的安排下,經毛澤東主席正式邀請,陳嘉庚的延安之行終得實現。

            悉心考察實情

            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,陳嘉庚在延安度過瞭他畢生難忘的9天。此間,他不顧67歲高齡,廣泛接觸各界人士,悉心進行考察研究,拜會毛澤東主席、朱德總司令,並與財政、公安、司法各界負責人進行多次深入交談,參觀女子大學、抗大第三分校、延安新市場及安塞鐵工廠、印刷廠,廣泛接觸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的校友及歸僑男女青年,出席延安各界的歡迎會和歡送會。通過這些活動與接觸,他眼界大開,展現在他面前的原來是這樣一個充滿生機的神奇世界。

            6月1日下午,陳嘉庚去楊傢嶺赴毛澤東之約。陳嘉庚對共產黨進行反摩擦鬥爭不理解,他認為在國共兩黨關系問題上,共產黨應多做讓步,要以團結求團結。毛澤東耐心地向他解釋:因為國民黨中的頑固派企圖消滅我們,掃除共產黨這個障礙,以便毫無顧忌地投降日本,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,我們隻有對他們在政治上、軍事上的進攻給以適當的還擊,才能使他們承認進步勢力及各抗日黨派和團體的地位,不敢輕易同日本妥協,不敢輕易發動全面內戰。我們的政策是以鬥爭求團結,若以團結求團結,不但團結搞不成,進步勢力還會橫遭摧殘,統一戰線也將破裂,全國將重新陷入內戰之中。因此,我們的總方針是團結,但是隻有在進步基礎上才能達到真正的團結。

            次日午飯時,朱德向他介紹瞭八路軍英勇作戰及國民黨頑固派包圍陜甘寧邊區、制造兩黨摩擦的情況。此後,毛澤東又和陳嘉庚進行瞭多次交談。4日下午,他們在考察團住處延安交際處一直談到晚上10點。

            陳嘉庚在重慶時,常聽說陜北延安等地,人民如何苦慘,生活如何窮困,稍有資產者即被剝榨凈盡,活埋生命,極無人道。國民黨的欺騙宣傳和重重封鎖,使他對這些說法將信將疑。有天午飯後,陳嘉庚到延安新市場散步,看到路兩邊有許多商店。人們告訴他,這些店大多是私人開的,陳不相信。後來他問邊區財政廳長南漢宸:“這些商店每傢有多少資本?要抽多少稅?”南漢宸回答說:“資本有多有少。多的10萬、20萬,少的數十元、上百元。我們支持本地商人和外面商人在邊區做生意,對他們辦的商店抽稅很輕很少。”陳又問:“對農民怎樣抽稅呢?”南答:“這要根據收成好壞來定。每季收入超過400斤的每百斤抽幾斤交稅,不到400斤的就免交。”這樣,陳嘉庚才逐漸改變瞭原來認為共產黨“有產必共”的看法。

            陳嘉庚很喜歡和學生交談,對華僑或閩南籍學生所言多深信不疑。一次,他們談到邊區實行民主政治,老百姓自己選舉村長、鄉長和縣長,陳嘉庚提出疑問:“老百姓不識字的多,不會寫自己想選的人的名字,怎麼選舉呢?”同學們告訴他:“開選舉大會時,候選人都背對群眾坐在一張長桌子後面,每個人身後放一個碗,候選人看不見老百姓選瞭誰。監選人按應選出的名額給每個選民發幾粒豆子,選民把豆子放到自己所信任的人的碗裡。最後,誰碗裡的豆子多誰就當選瞭。這就是無記名投票。”陳嘉庚聽後不禁哈哈大笑,他風趣地稱之為“豆子選舉”,認為它體現瞭共產黨辦事公道、真正民主的良好作風。

            廣泛宣傳紅區

            訪問延安是陳嘉庚政治生活發生根本轉折的契機,也是他生命歷程中的一座裡程碑。在此之前,他是堅決的“擁蔣派”,對共產黨不甚瞭解。然而,他為人正直,尊重事實,勇於接受真理,僅9天的延安之行,“實為別有天地,大出我意料之外”,他的認識即發生瞭重大的變化,對共產黨由懷疑轉為同情和信任。

            陳嘉庚對延安和中國共產黨得出以下結論:一、沒有苛捐雜稅,不像國統區那樣捐稅多如牛毛;二、領導人廉潔,他們的工資標準和一般幹部、士兵相差很小,這同國民黨達官貴人的貪污腐敗形成鮮明對照;三、沒有乞丐、妓女和失業的人,人民生活過得去,不像國民黨統治區那樣民不聊生;四、領導人與人民群眾平等相處,不像國民黨統治區那樣等級森嚴;五、社會治安好;六、男女關系嚴肅;七、樸素成風;八、民主風氣好,縣長是民選的。正如後來他在《南僑回憶錄·弁言》中所寫的那樣:“餘觀感之餘,衷心無限興奮,夢寐神馳,為我大中華民族慶祝也。”

            懷著“喜慰莫可言喻,如撥雲霧而見青天”的心情,陳嘉庚離延之後熱情地向國內外宣傳自己在延安的所見所聞,宣傳陜甘寧邊區建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,宣傳中國共產黨團結救國的誠懇態度和英明政策。“中國的希望在延安”,他走一路宣傳一路。一個無黨派愛國老人的公道話,使在國民黨嚴密控制下的大後方人民耳目一新,受到極大鼓舞。蔣介石惱羞成怒,於1942年免去他國民參政會參議員的職務,特務分子不斷襲擾他,使他不得不在爪哇島隱姓埋名達10年之久。正是這種始終不渝的愛國精神,使他終於走上瞭與共產黨合作的道路。

            1949年,陳嘉庚回到“夢寐神弛”的祖國,並應毛澤東之邀,出席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,他的生命之光變得更加壯麗輝煌。